战争这个事，有时候要看你怎么说。
首先毫无疑问，历朝历代的战争，死亡人数最多的，不是士兵，而是平民。
因为在古代，军队的组织程度跟现在完全不是一个档次，不是说长官一句“伤人及盗者斩”就能搞定的。
更何况大多数时候，长官也乐于纵兵劫掠，一则补充军资，二则犒赏军队。
这就突出岳家军军纪严明的含金量了，令行则禁止。
其次，大部分的拉锯战都是这样的，我拿下你的地盘，屠掉抵抗分子，你收复地盘，再屠杀一波我方的友军。
区别是，屠杀的覆盖范围，是抵抗分子，还是平民百姓。
比如在我的老家息县，宋蒙联合灭金以后，宋军护送息州（息县）军民南迁，蒙古军闻之，派兵追杀，杀尽南迁之军民。
所以明末清军南下，清军屠城的意愿总要高过明军，因为对明军而言，军民都是自己的资源，而对清军而言，这部分资源就成了己方征服的压力。
这就引出本文的问题了，太平天国时期，南方损失的上亿人口，到底是怎么死的？
咱们掰开了揉碎了敞开了好好聊聊。
1853年，太平军打到南京城下，在紧急动员之后，南京也才凑足了两万左右兵力，可这两万人对于南京城防来说，根本不够用的，因为南京光城门就13座，城墙上的垛口都有1万6千多个。
两万多人挨个站，一圈都站不满。
于是南京城破的极其迅速。
但硬骨头不是这里，而是城中城——满城。
满城是清朝八旗兵以及家属所住，用以隔离满汉，而南京城的满城，相较于其他地方的满城要更加难打，因为这里的满城本身就是据明皇城而建。
清一色的八旗兵和旗人，以及高大的城墙，抵抗异常坚决：
老稚登城，妇女饷军，靡不荷戈以待。”——《粤匪纪事》
太平军花了十几天，最后在以江宁将军祥厚自杀为了攻占满城。
随后就开始了屠城，屠满城。
根据亲眼目睹太平军屠戮的美国人亨特记载：
“太平军进入南京，对那里的满洲驻军连同家属进行了冷血的大屠杀，杀了老老小小25000人。”
只在1853年3月，仅7天时间，南京城内自江宁将军祥厚以下就有4万多旗人男女老幼被太平军所杀，南京城内的旗人几乎一个不剩。
“旗民四万余（包括女人），童子三千人，悉数被戮，无一留者，盖以为汉人复仇也。”
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杭州，1861 年 12 月，太平军二次攻破杭州，屠满城八旗。全城人口损失率达 80.6%，但大部分平民死于围城期间的饥荒，非直接屠杀。
我要说的是，太平军屠满这事，是没有什么争议的。
另一个故事，发生在合肥（当时叫庐江）。
1853年11月，太平军准备围攻合肥，城内一个叫周邦福的普通老百姓，当场吓坏准备自杀。
他直接吞金戒指，咽不下去，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吊死，又被路人给拖下来，跑到后院准备投井，结果自家的井口实在太小，臃肿的他又跳不下去。
好在邻居刘某是个热心肠，跑过来跟他说，自家的水井井口比较大，到时候可以一起投井自杀。
周邦福很感动，毕竟在这个乱世，能有口井让你跳，还陪你一起跳，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。
合肥清军守了不到一个月，就被太平军攻破了，守城的湘军名将江忠源也在当天投水自杀。
街上瞬间堆满了太平军、溃兵。
周邦福赶紧在房内上吊，又被伙计给拉下来，想到跟邻居的约定，赶紧出门，结果看到街头尸横遍野，到处都在砍人，胆小的他又赶紧跑回家。
干脆关起门来等死算了。
结果就是这种胆小，救了他一命。
因为太平军早有规定：“关门在家，不躲不杀”。
太平军是天快亮时攻入城的，搞完事就是正午时分了，这时也才有他们兵卒一家家查看，入门前甚至还礼貌地敲门三声。
起初进周邦福家来的“长毛”，还是个十五六岁小屁孩，一听口音还是同乡，态度就颇好，不打不骂，只搜了一遍财物粮食衣服。
待对方小头目来时，问起状况，周邦福灵机一动，只说自己是读书人，在这管账之类。
对方听说他识字，连忙客气的称“先生”，还给他在军营安排了个文书的工作，给他们抄抄文告啥的，大概也就是后来的“文化干事”。
周邦福事后还记得伙食还可以，八人一桌，四盘菜，三顿都如此。
正是因为周邦福干的是文书，所以对于当时太平军进城以后的告示相当熟悉。
尽管如此，周邦福还是想跑，因为他的家人都在乡下，但军中有规定，其实就是恐吓，想要回家的，先打100板子，否则只能留下。
周邦福也是豁出去了，咬着牙挨了100板子，打完了还要谢恩听宣，结果周邦福趴在地上半天，没人理他，原来主审官刚好有事出去了，等了半天，旁边一个同乡拉起他，告诉他“大人开恩不杀你了”。
在城中困了48天，周邦福拖着满身的伤痛出了城，走了四十里路，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家人。
他本是个店主，在合肥城开粮店，这么一搞，店铺没了，埋下的金银细软还在，但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去挖回来，但不管咋说，一家老小是活下来了。
这个故事之所以这么详细生动，是因为周邦福后来写了一本书，将这段经历一五一十的记录了下来，虽然但是，这本书也不敢发表，一直到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年），其书才刊印，名字就叫《蒙难述钞》。
这里不卖，网上电子版一大堆，可以去找来瞅瞅。
在《蒙难述钞》中，周邦福通过亲身经历，记述了太平军礼贤下士、管理城市的举措，记载了太平天国发布的安民告示，如“士农工商各有生业，愿拜降就拜降，愿回家就回家”，并详细描述了周邦福从最初怀疑、观望到最终相信告示的心理变化过程。
讲这个例子是想说，太平军屠城，但也不全是屠城，屠的也不是全城。
比如《武昌纪事》记载（1852 年 12 月太平军破武昌），太平军 \"搜捕官员家属，满门抄斩\"，但对平民 \"力争严明军纪\"，\"数百颗人头悬挂于汉阳门外，多为犯奸淫罪者\"。
按照从古至近现代的一系列战争的常规做法，破城之日，大体要先“清理”一下街道，因为分不清是敌还是平民，而且攻守双方都是乱糟糟的， 也没经历去挨个甄别你是什么成分。
所以，街头砍人顺便入店劫财这事，是常规操作。
我不是说平民该死，我是想说人命不值钱。
太平军屠城多针对三类群体 ——满洲旗人（\"胡虏\"）、清朝官员及其家属（\"妖官\"）、协助清军守城的居民（\"助妖\"），而非无差别屠杀平民。这与湘军 \"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，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\" 的无差别暴行有本质区别。
来看看湘军是怎么做的。
1864年7月19日，天京（南京）陷落，随后清军屠城，许多平民百姓被杀，其惨况无可名状。
谭嗣同《北游访学记》：“顷来金陵,见满地荒寒现象。本地人言:‘发匪(指太平军,按清方称谓)据城时,并未焚杀,百姓安堵如故。终以为彼叛匪也,故日盼官军之至,不料官军一破城,见人即杀,见屋即烧,子女玉帛,扫数悉入于湘军,而金陵永穷矣。’至今父老言之,犹深愤恨。”
侥幸逃生的英国人后来写的《太平天国亲历记》记载：“清军入城后，滥杀未逃走的不幸非战斗人员，无辜的居民，不分男女儿童均遭屠洗。”
赵烈文之《能静居士日记》：“破城之日，全军掠夺”，“分段搜杀，三日之间，毙贼共十余万余人，秦淮河尸首如麻”。
“三日夜火光不息。”“其老弱本地人民，不能挑担，又无窑可控者，尽遭杀死”“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杀以为戏，匍匐道上”“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，老者无不负伤，或十余刀，数十刀，哀号之声达于四远”。
赵烈文，是曾国藩的幕僚，也是天京城破以后的亲历者，他在1867年与曾国藩论及中兴假象后断定，清祚不出五十年，果然应验。
郭廷以在《近代中国史纲》写道：“凡此均为曾国荃幕友赵烈文目睹所记，总计死者约二三十万人。
这种暴行持续了一个多月，湘军兵丁们天天忙于“剃头”，战争结束以后回湖南老家，纷纷买田置地成了地主。
屠天京这事，曾国藩已经不是第一次。
早在1858年，湘军就在安庆做过一次“排练”。
破城之后，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：
\"城贼诛戮殆尽，并无一名漏网，差快人意。I
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:“本次剃头项目顺利完成，目标人群100%覆盖，执行效率高，简直是大快人心。”
同样是这一年，湘军经过17个月的围城，终于拿下了九江：
不分军民，不论男女，从八十老翁到襁褓婴儿，全部纳入“剃头名单”。
后方的曾国藩还特意给前线的曾国荃发去指示：
“九江克复，闻抚州亦已收复，建昌想日内可复，吉贼无路可走，收功当在秋间，虽迟至冬间克复，亦可无碍，只求全城屠戮，不使一名漏网耳。”
用大白话说就是：“目标人群必须全城100%覆盖，一个都不能少！”
九江的工作收尾并汇报给曾国藩以后，他又给曾国荃回信：
“二十一日接手书,知九江克复,喜慰无量。……屠戮净尽,三省官绅士民同为称快。”
1862年，湘军在安徽宁国府（今宣城）又上演一出“人类清洁计划”。
同治年间的《宁国县通志•艺文志》记载：
“自兵火后，人烟稀少，草木繁盛，野猪百十成群，所过田禾立尽。农民于禾熟时露宿田间，呼号四彻。”
“（湘军）攻入旌德县（宁国府下辖县），挨村洗劫”，甚至“逢人便杀”。
1862年十二月，清军终于撤离旌德县城了，但仍然以“不与发匪安身之所”为籍口，下令将县城内外房舍尽引焚毁。
旌德江村《济阳江氏金鳌派宗谱》记载：“咸丰辛酉（1861），吾族十室九空，遗孑之民至于相食，其存者不及嘉道盛时百分之一。”
我特意查了下1991年版的《旌德县县志》，在旌德县历史人口统计中，数字是这样的：
注：1825年到1904年间没有统计，但根据1825年的峰值大体可以参考。
1825年，旌德县总人口是44万7357人，1904年是3万9266人，1947年是5万0864人，县志中最晚的统计数字是1987年——14万5591人。
太平县（今黄山市黄山区），嘉庆十一年(1806年)，共有42980户,，总人口27万3311人，1987年，全区36332户，150338人。
我在查找县志的过程中，还惊奇的发现，江南一带所有翻过的县志，1853年到1900年间的人口统计都是空白。
实际上，为了彻底断绝太平军的资源和兵源，曾国藩启动了史上最大规模的“无人区建设工程”。只要是太平军活动区域，不管城市乡村，一律进行大屠杀，杀到看不到任何活人为止。
在曾国藩看来，剃头就像搞大扫除，不能只擦桌子，得连地缝都清一遍。
为此，曾国藩还留下一句名言：
“无惑于妄杀良民恐伤阴陟之说，斩刈草菅，使民之畏我，远于畏贼！”
用大白话说就是：别被“滥杀无辜会遭报应”这种封建迷信耽误了大事，要像割草一样高效清理，让老百姓怕我们，比怕太平军还怕一百倍，这才是重要的事情！
曾国藩之所以那么肆无忌惮，就是因为他知道，死人是不会说话的，只有胜利者才有资格塑造历史。
所以，现在的人提起太平天国，总说“邪教”“破坏”“暴乱”，提起曾国藩，却称“儒家半圣”。
当然，将失去的一亿人全部算在曾国藩头上，未免过于苛刻，但基于当时双方的行为，无差别和有差别的屠城，带来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，史学界目前没有精确到统计双方分别杀了多少人，老张也无从得知。
但是将“一亿人”的损失全部算在太平天国身上，那又是什么人在背后煽风点火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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